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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疫情前（以2019年为例）对比，2023—2025年劳动参与率整体下降约1.9—2.3个百分点。按照当前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测算，劳动参与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意味着约700万—800万人退出或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由此推算，近几年劳动参与率的回落，对应的潜在劳动力规模收缩在1500万—180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群并非全部失业，而是以延迟就业、继续求学、全职照护、被动返乡等形式，阶段性地脱离了劳动力市场。
微观感受与宏观数据的温差，另一方面来源于劳动报酬。尽管中国全社会劳动报酬占GDP比重逐步上升，近五年从2020年的约52.5%逐步上升至2024年的54.04%，但劳动者对收入改善的体感较弱。从数据看，近年来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上升较快，区域收入差距、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收窄，这是劳动报酬占比上升的重要因素，但同期的行业和岗位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同时，房地产价格下降导致居民财富效应下降，更是直接挤压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和对未来收入与财富安全的主观预期。
一是技能错配。通用型、规则型白领技能供给相对充裕，而企业对复合型、情境化和技术融合型能力的需求快速上升，导致大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难以在既有岗位结构中实现有效匹配。中等教育和低技能劳动者同样面临突出的技能鸿沟问题：一方面，传统以体力或单一操作技能为核心的岗位持续收缩；另一方面，新岗位对基础数字素养、设备协同、平台规则理解与服务沟通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但相关培训供给不足、转岗通道不清晰，使部分中低端劳动者被“卡”在旧技能结构中，难以顺利完成向新岗位的迁移。
四是国内就业与出海就业的错配。2025年是中国企业“出海”爆发年，由此带动的“一带一路”国家高技能人才需求是重要的结构性增量。在东南亚、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随着中国企业的快速扩张，对熟悉中国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的人才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国内市场的“卷”与出海岗位的“缺”也形成了一种错配。未来，劳动力市场格局有望从传统的城市与农村二元结构，转变为包含海外劳动力市场的三元结构。出海将成为中国青年就业的新市场。
大学生的“就业难”与“考编热”是2025年就业市场最受关注的话题。青年就业的核心困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学历在上升，机会却在收缩。大量青年拥有本科甚至研究生学历，却发现传统白领岗位需求减少、新兴产业岗位门槛极高、基础岗位薪资低、强度大、发展不清晰。在这种结构下，“考编热”并非价值观转向，而是基于稳定就业价值观下高度理性的避险选择。稳定现金流、长期社会保障、几乎不会断档的就业、可预期的职业路径，成为不确定时代大学生争抢的资源。
需要强调的是，AI对就业的影响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岗位替代”，而是通过改变不同任务的相对生产率，系统性地重塑岗位结构和技能回报结构。结构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高端岗位扩张。算法研发、数据分析、系统架构与复杂决策等与“非标准化任务”高度相关的岗位需求持续上升，技能溢价进一步集中；其二，中间岗位被系统性压缩。大量以流程管理、信息处理、规则执行为核心的白领岗位，其任务内容被AI快速吸收或显著弱化，导致中等技能岗位的相对回报和就业稳定性同步下降；其三，低端服务岗位短期内保持韧性甚至扩张，即时配送、照护与生活服务等高度依赖面对面交互和情境判断的岗位，尚难被技术完全替代。
人工智能也对就业市场带来了新机遇。一是AI技术的研发、部署与应用直接催生了一批技术密集型新职业，如算法训练、数据标注、智能系统运维等岗位；另一方面，AI作为通用技术嵌入传统行业，也推动了大量技术融合型新职业的出现。多地人社部门发布的紧缺职业目录显示，与人工智能、数字服务、智能制造、数字内容相关的新职业，长期处于需求大于供给的状态。二是伴随着AI技术赋能，个体劳动者的生产率会大幅提高。一些自由职业者和善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专业人士，凭借自身专业技能并借助AI工具，在市场上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以较低成本便可开启创业之旅。苏州、上海、北京等地区已经开始推动OPC（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的生态搭建，就是AI赋能个体的体现。
2025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该司法解释一经出台，被解读为“全民强制社保”时代即将到来，引发巨大争议。据《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4》的调研，2024年在社保缴纳基数上完全合规的企业仅占28.4%，约七成企业存在不缴或少缴的问题。“全民强制社保”的争议，本质上反映的是在就业形态日益多样化、企业利润不断收缩背景下，坚持传统以单位为核心的社会保险制度与市场现实运行情况的不适配。司法解释（二）第19条对就业市场造成的负面冲击，会在今后几年陆续显现。
2025年6月20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第810号令），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收入信息等涉税信息的义务。国税总局配套发布的《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涉税信息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5号）和《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平台内从业人员办理扣缴申报、代办申报若干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6号）从实操角度细化“谁来报、报什么、怎么报、不报怎么办”。从就业治理视角看，这一制度安排通过将平台用工收入纳入规范化、可核验的税收轨道，有助于减少灵活就业中的灰色空间和交易不确定性，为新就业形态建立“可统计、可追溯、可治理”的制度基础，也为后续社保衔接、权益保障和就业政策精准投放提供了关键前提。
农民工返乡潮提前也是长期趋势的鲜明映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跨省流动农民工数量已呈现持续下降态势，从2014年的7867万人降至2024年的6840万人。如今的农民工群体不再选择无限期“死扛”在城市中讨生活。过去，跨省务工往往能带来显著的收入溢价，吸引大量劳动力远走他乡；现在，跨省务工既有较高风险和成本，收入优势也在收窄。同时，农民工返乡在地就业替代也在增强：县域产业园、零工市场以及平台用工下沉；外卖、即时配送、家政服务和县域服务业等领域也有吸纳劳动力的作用，但优质就业岗位仍然十分有限。
当就业问题，从“数量问题”转向“结构与制度问题”，也意味着政策目标从单一转向多元。就业问题联动着收入分配、消费、产业升级、居民预期、家庭决策、婚育选择以及人口结构演变等一系列核心经济与社会命题。就业稳定性直接影响居民收入与消费倾向，并通过预期渠道影响家庭对住房、教育与长期支出的决策；就业质量与职业不确定性显著制约青年婚育意愿，进而影响生育水平与人口结构变化；就业结构则决定产业转型的人力基础，而就业预期又深刻塑造企业投资决策、劳动力供给行为与宏观经济的内生增长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