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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告诉我们，中国自本世纪以来，逐渐离开低收入国家，接近中等收入国家。但在世界银行的标准中，所谓中等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相差无几，两组曲线几乎都贴在横轴上，它们距高收入国家几乎同样遥远。从2002年到2008年，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长13215美元；中等收入国家增长1490美元，是高收入国家的11.28%；低收入国家增长了130美元，是高收入国家的0.98%。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几乎都被高收入国家卷走。
数据显示，如果维持过去的大趋势，40年后，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与美国不相上下。如果这真的成为现实，让我们想象一下这将是一个什么场景？由《国际能源年鉴》（International Energy Annual 2004）查出：美国和其他13个最富裕小国，占人口总数5.4%的人口，消费了27.7%的一次能源。而今中国13亿人占全球60亿人的21.7%，如果我们也达到他们的水平，将需要消费全球能源的111%。这还需假设他们的消费不再增长，事实上，图1告诉我们，他们增长的绝对值比我们还高。
当年的中国，几乎没有工业，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几乎为零。结果呢？英、法、荷、美、日，世界银行列出的“高收入国家”，仗着坚船利炮，几乎个个打过中国，中国是被他们打上工业化道路的。直到中国走上“与国际接轨”的道路后，银河号事件、炸馆事件、撞机事件、对售事件几无消停。去年更将航母开进了黄海。“发达国家”之所以有能力这样做，是因其人均资源的消耗远大于中国。高呼人权的奥巴马居然腆着脸要求中国负责“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显然，在奥巴马看来，美国人消耗资源的权利天然高于中国人，这就是他们的“天赋人权”、“普世价值”。
他们显然懂得《道德经》的教导“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要趁中国尚未足够强大之前遏制之。所以中国人看到了一张张傲慢、狰狞、伪善有时又沮丧的嘴脸。其实，他们摆出什么嘴脸，这些嘴脸如何变幻，本无所谓。看强人脸色过日子，一辈子只能是奴才。中国人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要看清这是一个怎样的“林”，认清这“林”中的生存法则。做到这一点，最可行的切入点是思考150年前，中国为什么沦落为半殖民地，为什么差点被列强瓜分、被日本鲸吞。
150年来中国经历的苦难，被这部政论片归结为：黄土地上的“黄色文明”不敌起源于地中海的“蓝色文明”。在事实判断层面，其作者正确地写道：“亚细亚遇到的挑战，是欧洲对全人类的挑战。”而在价值判断层面，“黄色文明”被描写为闭关自守、保守封闭、缺乏创业冲动、风险承受能力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没有市场机制、不重视知识分子、不可抗拒的腐化倾向、神秘的超稳定结构“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作者认为中国的“黄色文明”是大一统、专制的农业社会，它曾创造过辉煌的历史，却缺乏创新的动力，阻碍了向现代化的转型。
拉蒙迈尔斯（Ramon Myers）描述了晚期的“网状经济”，它由小规模经济组织组成，它们在高度竞争环境中相互结成契约关系，并且几乎完全依靠市场解决交易费用问题（见JohnLee,“Trade and Economy in Preindustrial EastAsia，c.1500-c.1800: Easl Asianin the Age of GlobalIntegratio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8,1,p.19.）。如果了解如今闽浙地区的“块状经济”，这种状态并不令人惊异。
彭慕兰考察了阻碍市场发育的因素，诸如政府干预、特权垄断、行会和习俗限制等，并特别重视土地买卖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程度，结论是，中国的江南比英格兰略有优势。且直到1789年，“西欧的土地、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整体上可能比中国大多数地方离完善的竞争更远这就是说，它更不像是由能够自由选择贸易对象的众多买卖人所组成，因此更不符合亚当斯密所预见的增长过程”（见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eonomy”,p.17）。
“这些晋商在北京从事商业的范围相当广泛，涉及近30个行当，计银钱店13家(内3家称烟钱铺，系钱业和烟业兼行)，粮店8家，酒铺、油盐店、砖瓦厂各5家，烟铺、茶馆各4家，当铺、干果店、碾房(碓房)各3家，煤铺、木厂、杂货铺、粥铺、客店各2家，估衣铺、成衣铺、饽饽铺、饭店、草铺、香铺、铜锡器店、古玩店、羽缨局各1家，还有开设炉房、铜器作坊、小煤窑、砖瓦窑，从事贩羊、贩骡马买卖和在工部铸钱局工作等。”（郭松义《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根据136宗个人样本所作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晋商在明代（1368年至1644年）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1644年至1840年），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大范围的国内外贸易，催生了早期金融组织“账局”、“钱庄”、“票号”等。
18世纪的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年～1774年)被称为近代第一个经济学家。在他笔下，相当于“整个欧洲，如果后者在单一主权下统一起来的话”。稍晚的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鼻祖，他也认为中国“国内市场”的大小“不亚于欧洲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市场”。刘秀生的考证证实了他们的判断。与之相比，亚当斯密在1776年评论道：“中国是一个比欧洲任何地方都远为富裕的国家。”（见《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系的谱系》乔万尼阿里吉）事实上，无论是19世纪前欧洲人对东方的看法，还是近年的研究成果，二者都表明，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大、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区。
“在华北，商业化给某些人提供了致富机会，同时给许多其他人带来了贫困，后者接受了市场风险但没能成功。在长江三角洲，以棉花和桑树种植为代表的内卷式商业化使在农业经济能够吸纳更多的人口，但它没有根本改变先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环境。人口压力和不平等并存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贫农阶级(在绝对数量上，即使并不必然在人口比例上)，包括无地的农业工人和佃农，后者也受雇打短工。”(见PhilipC.C.Huang,“Development on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A Review of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p.531)
